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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邓小平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不解情缘(组稿)

伟人邓小平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不解情缘(组稿)


【邓小平语录】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邓小平在1984年会见香港工商界代表团时,阐述了“港人治港”的核心是爱国者治港。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香港的今天”――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宪梓

     “敢于作出最实事求是、最大胆、最正确的抉择,勇于对历史和未来交代,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他为实现期待设宴欢呼;

      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时任香港客家商会会长的他宴开百席,庆祝这一重要历史时刻;

      1997年7月1日,在香港政权交接现场,他振臂高喊“祖国万岁”……



      他,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今天的进步和富强,也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和稳定。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无法用语言形容。”曾宪梓日前在家中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专访时说。

    前所未有的“一国两制”

     “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前,很多香港市民都不是很乐观的。最大的担心是自己的生活被改变。于是,很多人想移民海外。直到《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后,香港的形势明朗了,市民的信心得以恢复,香港开始稳定地进入过渡期。”曾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的曾宪梓对记者回忆说。



     邓小平身后的香港十年

      邓小平逝世10年后的今天,经历重重坎坷的香港更胜往昔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白冰发自香港 “动感之都”香港正笼罩在一片辞旧迎新的节日气氛之中。这是一个别具意义的新年。



      回归10年,风雨10年,东方之珠光芒依旧。“我们也不出如来神掌,让香港的中国同胞们自己管理自己吧。”这是邓小平当年对“港人治港”的生动比喻。

   原则强硬,“身段”柔软

     “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强调说。



      原外交部高级翻译、中英香港问题联络小组中方成员张幼云,当时就站在“一国两制”的倡导者邓小平身后。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谈判中,撒切尔夫人在香港问题上坚持3个条约有效,以求在此基础上,用主权换治权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则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这就是为什么22轮谈判都是在中国北京举行的原因所在。



      原则强硬的背后,是政治身段的柔软。众所周知,《中英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是,“1997年后,香港现行的社会制度不变,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制度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以上政策50年不变。”但鲜为人知的是,在起草《中英联合声明》时,邓小平曾对中方代表团做过“宜粗不宜细”的指示,这给未来留下了一定的余地和空间

      “50年之后怎么办?”

     “我们的子孙比我们更聪明,他们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邓小平。

   香港更胜往昔

       然而,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的回归依然一波三折。甚至到了1995年6月,《财富》杂志“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Kong)”的报道,还一度轰动世界。毕竟,这代表了西方对香港回归后的普遍看法。

      但他们错了。回归后近10年的今天,经历重重坎坷的香港更胜往昔。

      美国传统基金会日前公布2007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香港连续第13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根据该报告,香港几乎在全部反映经济自由的指标中获得极佳评分。在10项个别指标中,香港在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及产权保障等4个范畴的评分均居全球首位。



     “我从香港回归时看到现在,10年来香港许多都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繁荣。回首10年风云,邓小平先生开创的“一国两制”事业由构想转入全面实践的层面,其中既有成功的探索,也历经了曲折。”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理工大学会计及金融学院副教授刘佩琼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一国两制’实践的生命力,始终在于一个国家的框架下、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磨合之中的探索。”

      香港1997年回归后,相继经历了导致房价、股市大幅滑坡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3年SARS疫情的重创,但在中央的支持下,香港依然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而且成功地确立自己作为进入中国的金融通道的地位。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古今中外哪有这样的政策?而且承诺50年保持不变,这是多么令人不敢想像!我曾经预言过邓小平先生的复出时间,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用‘一国两制’来解决香港问题!”曾宪梓激动地说。

     “‘一国两制’的提出,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智慧、胆识和人格,也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曾宪梓说。

   香港的今天和祖国的明天

      亲身参与了祖国改革开放的曾宪梓,回忆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他与港澳工商界知名人士应邀赴广东商讨建深圳特区时的情景。

     “当时的深圳,一个多小的渔村呀,谁会想到它成了中国发展的龙头和标兵呢,谁会想到今天成了拥有千万人口的世界性大都会呢?窥一斑见全豹,中国内地这几十年的发展是惊人的,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直接影响到香港的顺利回归,以及香港今天的稳定和发展。”



      曾宪梓评说道,“正因为祖国内地不断开放和发展,政治局面的日益安定,‘大后方’的日益强大和巩固,增强了香港民众对回归祖国的信心。CEPA的实施,‘个人游’的开放,使香港经济持续增长,香港与内地真正进入了相辅相成、共同繁荣发展的最好时期。”

      “‘一国两制’是好政策,但如果没有祖国内地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没有祖国今天的大发展,没有祖国内地强大的后盾,‘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绝不可能如此成功。这些年,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说这两句话:香港乱不了,香港一定好。”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香港的今天。”曾宪梓深有感触地说。
香港人的共同情思

       然而,这位总设计师却没有等到香港回归的这一天。

      “1997年春节过后不久,听到了邓小平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十分悲痛。这也是香港市民的共同感受。我们为什么怀念他?因为他给了香港这么好的政策,给了香港人民一个美好未来。他老人家生前一个很大愿望,就是想在香港回归祖国后,到自己国家这块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但是,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之前,他离开了我们,未能实现这一心愿。这不只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我们香港人民的遗憾,也是中国人民的遗憾。”

      曾宪梓特别表示,无缘与邓小平见面,是他本人一生最大的憾事。“我对他的敬仰难以用语言形容。他所做的一切,都体现出了他非凡的政治智慧、胆识和视野。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以他的政治作为实践着他作为中华民族之子的责任和忠诚。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我们每一个香港市民,要永远铭记他的丰功伟绩。”



     “真正伟大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就是在历史时期,面对现实,敢于作出最实事求是、最大胆、最正确的抉择,勇于对历史和未来交代。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我们怀念他。”曾宪梓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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