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未登地前，愿蒙文殊恩，
常忆己宿命，出家恒为僧！
愿吾菲饮食，维生充体能！
世世愿恒得，圆满寂静处！
何世欲相见，或欲问法义，
愿我无障碍，面见文殊尊！

------入菩萨行论


在读到《空谷幽兰》之前，终南山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只是武打片中的虚幻场景。
　　当然，我知道它仍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但这种存在和不存在有什么区别呢？太多的地方，都已被太多的人、太多的远远可以闻见的俗气改造得面目全非。我的一个朋友如是形容他参观过的名胜：来到那些地方，好象蛇已经遁隐，只留下一堆蜕下的蛇皮。
　　――直到翻开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
　　这个曾在台湾出家当过两年沙弥的大胡子美国人，用他的眼睛和脚步将我带入另一个世界。
　　四个月后，我去了终南山，也拜访了一些住山的修行者。包括两位比尔?波特在书中采访过的人，其中一位已有八十多岁，他们都对这个特别的老外印象深刻。
　　我无意记述终南之行，因为短短一周的寻访是肤浅而表面的，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希望为人所知。
　　我曾在途中偶遇一位气质超然的比丘尼，独自住山八年。当我想为她照张相片时，她微笑地看着我：“呵，照相，我们又何时不在相中呢？”让我无言以对。
　　今天，在电脑中看到一年前的那些照片，想起这些远离浮躁世间的深山修行人。仅仅说是心向往之，实在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慨。
　　

贴一部分，与论坛各位同修分享。


一把茅盖头，简陋的外观



一位来自东北的比丘尼的茅蓬
我去的时候，她正在屋里制作土炕，这是度过终南山漫长冬季的必要保障。
我们就站在这个门口谈了许久。


这位比丘尼住山不过一年，她的茅蓬是以前的住山者留下的。
她觉得，有这样的屋顶遮蔽风雨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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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山修行的尼众们更为艰难，她们还需要相对坚固的墙和门来保障安全。 这是我在终南山见到的最美的茅蓬。 事实上，在比尔?波特的书中，也是这样记述了他的所见。 这里所住的尼师，七十年代在此落发出家，一住至今。 她的师父慧远，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直至圆寂。 她告诉我，师父在的时候，这里只有两间小茅屋，四周种满鲜花，宛如净土。 瓦房是近年才逐步盖起来的，垒墙的土坯，是她去远处的西山坳一筐筐背来的。 门帘中，是这处茅蓬的大殿，异常整洁。 这里只住着两位尼众，但每天都准时敲钟上殿，日日如此。 灵塔中的慧远法师，住山三十余年，异常精进，日诵《法华》七部，是终南山著名的“法华行者”。她的弟子说，诵一部都需要不少时间。师父不仅能背，且熟到极至。此外，她还严持戒律、念佛不辍。 十多年前，她预知时至，临终前谆谆嘱咐弟子修行之道，说至夜半，安详坐化。 弟子们一无准备，临时去各处寻找火化所需木材。在准备后事的几天中，慧远法师始终端坐着，栩栩如生。 火花后，弟子们找到了很多舍利，但因慧远法师临终已吩咐：烧出来不管是有什么没什么，不许拍照，放在一起便是。 现装于此塔。 慧远法师的灵塔旁，是同门慧因法师的灵塔。 当年，她们一同离开东北。慧因法师主张去云居山亲近虚云老和尚，慧远法师则意在终南山。商量了数月，意见相持不下。 某日，慧远法师梦见一童子引领她们来到终南，并现种种祥瑞之相。 两人遂结庐终南后山，终身未曾离开。 当我准备离开慧远法师生前的修行地时，在灶屋墙上发现了这把磨去了一多半的锅铲。 她们告诉我，这是慧远法师从东北带到终南山的。 这把伴随她几十年住山生涯的锅铲，是法师留下的不多的几件遗物之一。 一位尼师来到终南山落发时，种下了这些苹果树。如今，已是硕果累累。 告别时，这位寡言的尼师从树上为我摘下三个苹果：这是戒、定、慧。 途中，我把其中的两个供养了另一位住山的修行者，自己吃掉了剩下的那个。 独自坐在山路上，清甜的苹果和清洌的山风，使我流泪。 山中盛产的五味子，是住山人的水果和药材。 当然，还可以买给进山收购药材的人。住山的人，都得自己养活自己。 我问一位住山十多年的比丘：平时都有粮食吃吗？他说：有。 我又问他：能吃饱吗？他说：不一定。 我再问：吃不饱的时候怎么办呢？ 他哈哈大笑：吃不饱，正好少吃一点。 一位尼师的修行处。 暴雨过后，一位师父上房修理漏雨的屋顶。 他已经住山十多年了，很多后到的住山者都得到过他的热心帮助。 后来，他的妹妹也落发住进了另一位尼师的茅蓬。他们的茅蓬相隔二十分钟的路程。 住山的人，必须有很强的独立生活能力。 我进山时，偶遇照片中的这位师父。因为他的指点，我才没有迷路。 几天后，我又在山中见到了他。 照片中的那堆僧鞋，就是他那天下山取来的、其他寺院救济的衣物。 他正在一一分发给需要的住山者。 山崖边的闭关房。 终南山最好的，就是这种石头垒起的房子。 听说有位台湾的比丘尼在这里盖过几间石头房子，不知是否就是照片中的这个院落。 院墙上晒着被褥，但因为无人带领，我喊了几声也无人出来应门。 这里的修行者，一般是不接待外人的。 这扇从外边反锁着的戒定门上，写着：坚决拒绝参观，请诸位慈悲，多加原谅。 我放下准备叩门的手，在门外深深合十。 净业寺山谷中的这间闭关房，还有别致的玻璃移门。 门楣右上方，胡蜂们结了层层迭迭的扇形的窝。 两位来自藏地的喇嘛也在净业寺的山谷中闭了三年三个月的关。 我去之前的几个月，他们才离开。 临走前，他们把山谷中的不多的几间房子都写上了美丽的藏文咒语。 这套闭关房里，住着一位比丘。 带我前去的师父喊了三分钟，他才手持念珠出门。 他听说我来自苏州，常去西园，便问：安老还好吗？我告诉他：安老（西园已故方丈安上法师）已圆寂多年了。 问过这么一句，他便让我自己在门外歇脚，又捏着念珠进屋了。 屋外的柿树上，挂着累累的果实，只是尚未成熟。

[ 本帖最后由 终南末学 于 2007-7-6 15:4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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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7-6 19:08

幽兰，是和“幽兰谷”同时出现在网络的。       曾经的幽兰谷中，幽兰静静地独处。用自己的方式，写着自己的心情和故事。那是指尖在键盘上跳跃的舞蹈，和着幽兰心灵的歌声。不需要观众，也不需要听众……       曾经，无意中走过当时的“Yuki小屋”，驻足倾听珍真的歌声，并在那里留下一些幽兰的童年故事……       某一天起，幽兰在网络随风而去，之后幽兰谷也因为幽兰疏于照管而消失……但幽兰的名字，还留在网络的某个地方，那就是“遐思”。在那里，还会有小朋友读着幽兰的童年故事，还会有人给幽兰姐姐写信。幽兰特别感激珍真小妹妹，一直在网站上保留着幽兰的那些故事……       如今，幽兰以轻盈的舞姿出现在"遐思论坛"，因为幽兰的名字源于“永远的兰花草”，因为“遐思”是幽兰心中的花园。

编注:网友提问,不丹师兄以作解答.

(问)为什么有这么多全国各地的出家人都向往到终南山修行呢？终南山有什么特殊的魅力和原因这样吸引人而不是其它的地方呢？

(答)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我能回答的，只能就我所了解的提供一点参考。 首先，长安地区的佛教曾经非常兴盛，中国八大宗派，有六大宗派的祖庭都在长安，它的周边地区自然会成为僧人修道的首选。其次，终南山自然环境清幽，非常适合修道、养道。第三，既有祖师大德曾在此修道，对后学自然有极大的吸引力。

(问)终南山的修行人靠什么来维持生活的？我以后如有机会到终南山一定要尽自己之力供养这些修行人，阿弥陀佛。
(答)终南山的修行人得自己解决生活问题。具体情况，《空谷幽兰》中有一些记载。近年来，香港旭日集团每年供养一批道粮款。凡长期住山修行，有固定茅篷、受过具足戒的僧众和尼众，每年可以领取一千元的道粮款，平均每月八十多元。住山的人都自己种菜，但粮食得到山下去背。没有坚定的道心，是很难在山上住下去的。


[ 本帖最后由 终南末学 于 2007-8-6 17:24 编辑 ]

都市里的空谷幽兰

◎文 /晓顾

　　这是一本给你清凉安栖、激发思考、诗意生存的感人之书。
　　比尔?波特，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和著名汉学家。他将中国古代大量的典籍翻译成英文，在欧美引起了极大反响。他还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风土文物的书籍和游记，曾在欧美各国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
　　在繁忙的都市中，人人都渴望过上一种真正宁静安乐的生活。人们越来越追求精神层面的感悟与升华。《空谷幽兰》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让读者在浮躁的生活中细细感受人生，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空谷幽兰―――寻访当代中国隐士》是作者自1989年起多次寻访中国隐士的记录，其足迹遍布终南山、五台山、太姥山……等隐士集中的地域，作了忠实的记录，同时以西方人的视角和笔触，以人类学的方法与思维，对整个中国的隐士生活作了调查，对中国传统的隐逸文化作了分析与探讨。同时，作者在探访的过程中，引出了中国隐逸文化及其传统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并将其与他正在采访的现状相对照，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赞叹和向往、怀恋，并写?了他所看到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虽然是“寻隐之旅”，但本书的风格并不凝重。比尔就是在描写被摧残的老树时，也要同时让读者看到老树残干上的嫩芽。
　　在中国古代，选择隐居生活并不总是意味着艰苦的生活。除了宗教苦行者和正直的穷人之外，还有一些富有的隐士，他们的艺术感受力促使他们走出城市，走进附近的山里。住在离长安一日行程之内的清贫的终南山隐士们，偶尔会发现，他们正在与中国最有教养的人分享自己的茅棚。在西安卧龙寺，作者与一位隐居于此的隐士谈中国文化，作者十分吃惊他能够在繁华的城市里做一个隐士。隐士哈哈大笑，作者立即顿悟，他想起了中国人所说的那句话：“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
　　本书写作视角多变，擅长于用现代的口吻来描述古代文化，语言又像白描一样优美，富有生机和感染力，而且字里行间透露着美国式的幽默，常常会令读者会心一笑。因此准确地说，这是一本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希望之旅”。本书在美国出版即被作为汉学及人类学研究的教材，深受学者与普通读者的欢迎。
　　《空谷幽兰》
　　（美）比尔?波特当代中国出版社

美国人寻访中国隐士  
2007-1-5 14:39:15 http://www.cng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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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蝉　明
　　《空谷幽兰》的作者比尔?波特是一位喜欢中国文化的人，对中国的历史也感兴趣，另一位是他喜欢摄影的朋友。比尔?波特把焦距对准了终南山，因为终南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隐居福地，从当代的隐士身上延伸到历史长河中，变化的是改朝换代，不变的是四季轮回和古今隐士的一脉相承。从宽泛意义上讲，从尧帝开始就有了隐士，被尧帝禅让帝位的舜帝就是一位隐者，后来舜帝又找了一位隐者成为舜帝的继承人，这在《高士传》里有着许多记载，接下来的老、庄、诸葛亮等等也都有着隐者的经历，后来他们出来成就一番事业，也是因为他们“隐”出了成就，就像比尔?伯特在书中寻访到的一位隐者说的那样：真正的隐者，迟早会大放异彩。
　　秦岭被称为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水岭，它横向串起了华山、王顺山、终南山、观音山和太白山，纵向担起了西安、临潼、咸阳等历史名城，这块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地方孕育了华夏文明，其中终南山聚集的“隐士”就是华夏文明中的一条支脉（“隐士”一词所包含的文化历来为人们所忽略），我们谈华夏的历史，“隐士”这个词是没办法回避和跳过的。从记载上看：鬼谷及八仙的故事和终南山始终难割其缘，李白、杜甫、王维等一批文人墨客也都是终南山的“忠实”隐士，或许他们的诗情过于洋溢，他们的寿命并没有像长寿的代名词“隐士”那样长久，诗仙活了61岁，诗圣活了58岁，先两人故去的诗佛王维活了62岁，而后来被尊为药圣的孙思邈却是长寿的，据说他不知所终，但他采集的药材和完成的《千金药略》都是在终南山一带完成的。其实对于真正的隐士来说，他们探寻的是哲学意义上的生命真谛？就像世间那些伟大的哲人最终呼唤的那句：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向哪里去？
　　俗话说，“英雄到老皆归佛，宿将在山不论兵”，从尘世间来看，这似乎是一条规律。英雄的经历是气宇轩昂，是羽扇纶巾，谈笑间……灰飞烟灭，太多的事情等他们办，顾不上谈佛论道，等老去，宝剑收匣、马放南山之后，平生荣辱心酸一齐涌起，随后体悟了“是非成败转头空”，于是归隐、修道、依佛去了，这是指英雄而言；也有一些早早就“归隐”的人，他们经历了世事的流转变迁、认识到一切转瞬即失、一切皆不可得，之后，要在有生之年探究越来越迫切的归宿问题，这些人中，庶民因相信宿命而隐入山中，想通过修行以求来世转好；儒士因寻求纯粹精神层面的享受，进山清修，像陶渊明；另有一些富家，他们有着大把的银子，厌烦了尘世，去山中求得暂时闲在。等等。他们同入山林，结果各异，他们至多只是一种自我意识上的信仰，就像我们学习了一辈子，有的崇尚辩证法、有的崇拜权力意志、有的信了弗洛伊德，似乎还和隐士精神上的“皈依”有距离，都称不上是一种明者、觉者、智者的“归隐”。
　　比尔?波特在书中寻访的“隐士”中，有两位是北大毕业的学生，比尔?波特说有幸和这些都市中最有教养的人在这里分享古老的茅棚和土豆，他们隐在深山，聊起天来，却未脱去现在都市的味道，一个是从佛学院毕业来这里一个寺庙实习，一个说自己与“隐士”天生有缘，尽管这样，很难说他们将来会怎样？毕竟有着上千年的隐士之名不是说出来的。比尔?波特也寻访到从小出家在终南山里住了一辈子的出家人，圆照便是这样一位令人景仰的比丘尼，比尔?波特寻访到她的时候她已经88岁，圆照对作者说的一番话对比尔?波特一生都有帮助，对都市中那些有想隐入山中做个隐士的人也有启发：如果一个人真正心安了，就没有隐世和入世之分了，隐世等于入世，入世等于隐世。不幸的是，在此书写成的几年里，有几位隐士已经仙逝了，圆照就是一位，草堂寺的宏林老和尚也是一位，比尔?波特说这些人是真正的隐士，也是有成就的隐士。
　　真正的隐士是耐得住寂寞的，或者一个“耐”字对他们已经显得多余，他们长年隐在山中，却非常乐观，在不断成为旅游观光、探险的一些山脉，人越来越多时，这些隐士便搬到更幽静的深处，在老山背后偶尔撞上好奇的探访人，他们也像常人一样拉家常，如果感觉你是一块料，就随缘点拨你。比尔?波特说，在终南山最高点太白山深处，还有一些你根本寻访不到的“隐士”。他们在深山里成为遥远的都市人的“榜样”存在着，并且永远地存在。事实上，隐士每个时代都需要它，因为它慰藉着人们从出生就有的一种宗教情结。你远离它，便闻不到它的芳香，你亲近它，它便像深谷里的幽兰，向你传递着淡淡芳香。

寻隐者的文化之旅

■ 潭　洁


　　 现代还有隐士吗？他（她）们在哪儿？我们能看到吗？他（她）们如何生活？他（她）怎样修炼？相信每个感兴趣的人已经无数次地在头脑中盘旋过这些问题，然而或限于时间和精力，或限于财力和信心，更多的人只是把疑问留在头脑中。可是一个对中国隐士感兴趣的美国人，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开始了真正的寻隐行动，这本《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１）堪称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的现代寻隐记。
　　在这本书里，作者以横贯东西一百公里左右的终南山―――号称“隐士的天堂”的大山脉为主要研究地域，采用历史与现实比较对照的手法，通过亲身探访、实地考察，把对隐士的理想寻求融入到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文明的解读之中，既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文化苦旅”，也为我们揭示了中国的隐逸文化及其传统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在比尔?波特的描述中，那些隐居在终南山的现代隐士们：“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得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他们默默无闻地生活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之巅，甘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安林泉之清澄而修心灵之宁静，潜心延续着中国的宗教精神。隐士们生存状况的艰苦、求道信念的执着、安贫乐道的情怀、继承传统的思考，无不深深感动、震撼着比尔?波特。在助手摄影师史蒂芬?Ｒ．?约翰的帮助下，全书共留下３４幅珍贵的照片，其中，人物照片１８幅，风景及史料照片１６幅。如虚云法师的茅棚、华严寺遗塔、印光塔、鸠摩罗什塔、道宣塔等。借助于这些图片，我们既对中国宗教的历史有了更加直观的把握，同时也对中国现代社会隐士们的生活和修炼情况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
　　毫无疑问，作者对中国文化是十分熟悉和感兴趣的，这本书涉及中国文化的地理、历史、文学、宗教、医学等多方面，书中引用了大量中国文化典籍，借用了不少中国诗人的诗句，还涉及了许多历史典故，如曲江流觞、焚书坑儒、西安事变、马嵬兵变、八仙传说等。由于该书的游记性质，作者沿着终南山山脉前行的过程中，记录了中国不少名山，如终南山、华山、骊山、南五台山、太白山、嘉五台山、朱雀山、观音山、王顺山等；访问和参观了不少宗教活动场所，该书以对话问答的方式，结合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真实地记录了我国宗教在新中国成立及建设初期的风雨历程，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一个国际友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赞赏和怀恋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解读中国文化的视角和独特性。在他所关注的众多的历史隐士，如许由、舜、善卷、伯夷、叔齐、张良、诸葛亮、陶渊明、老子、梁鸿、韩康、鬼谷、孙思邈、谷春等人中，作者提出了自己别具一格的隐士观。他以张良、诸葛亮为例，认为“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修道意味着孤独的生活，而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从政生涯。”并且指出“不管隐士是否走出隐居生活去从政，他们对于整个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的源泉，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城市的。”“因为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把对隐士的行为价值的思考与宗教的人文精神关怀相统一，这个视角是新颖而有思想高度的。
　　该书除了以开阔的视角，广博的知识，翔实的图片引人入胜外，幽默风趣的语言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如作者形容旅途遭遇工蜂的窘境，是“针剌‘欢迎大典’”；提到玉泉院的旅游商业的兴旺，是“经过两排旅游工艺店的‘夹击轰炸’；描述一位道长走路，是“甩着他长长的袖子，就好象马上要飞走一样。”形容中国的警察，“就像北欧神话中的巨人”等等。这些语言，无不使人感到比尔?波特的这次中国之行与其说是一次文化苦旅，不如说是一次开心体验。总之，这本书带给阅读者的精神享受是多重的。感谢比尔?波特使我们认识了中国不少现代隐士的脸孔，而我们也分明从这本书里感受到比尔?波特这个美国人的一颗中国心。

http://www.tianyabook.com/qita/kongguyoulan/index.htm
《空谷幽兰》在线阅读

空谷幽兰

第一章　隐士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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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出版社 比尔?波特
　

　

    自古以来，隐士就那么存在着：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在我动身前往中国大陆寻访隐士前两个星期，在中国台湾有人告诉我，共产党早就把大陆上的隐士连同真正的出家人消灭光了。然而一个月后，与五个年轻的和尚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坯寺庙里，看着门外绵延不尽的苍蓝的终南山，记录着隐士们的地址，我只有微笑的份儿了。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人愿意在山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也许只有几首诗、一两个仙方什么的。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没有人曾经对此做出过解释，也没有人要求解释。隐士就那么存在了：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有了隐士。

    中国人说，他们的历史要上溯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黄帝是目前人们所知的最早的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首领，后来这些部落的人民把自己称为中国人。但是黄帝是从两个隐士那里，学会了怎样战胜敌人和延年益寿的，从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2600年，他统治了一百年。大约与此同时，埃及建造了第一批金字塔。

    黄帝乘龙回归了仙班。此后，中国新生文明的领导权又经历了几代人。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的时候，传到了尧的手中。两千年以后，孔夫子称赞尧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略过了自己家族的成员而选择了一位隐士作为继承人。公元3世纪，皇甫谧在他的著作《高士传》中，记述了这件事情：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

    许由没有接受尧的建议，为了清除这席谈话可能残留的影响，他到河边洗了耳朵。但是尧决意要找到一个品德优秀的人，于是他又去接近另一位名叫舜的隐士。舜接受了尧的禅让，后来他也去找了一位隐士来做自己的继承人。《高士传》又一次记载了这一事件：

    （及尧受终之后，）舜又以天下让卷（善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从之，不赏而民劝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静，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丕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吾虽为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纟希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处。

    皇甫谧所记载的这两个故事，是从《庄子》以及其他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的著作中择取的。看起来，中国人似乎从开始记录中国文明早期领导者的轶事时起，就已经同时记载了隐士的故事。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他们一直重复着这些隐士统治者的故事――如果不竭力去仿效的话，那么他们就将其视为理想人物，珍藏于心中。当然了，密集的群山是不会像人这样做的。但是这些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一个隐士社会――姑且假定这是可能的――它们是针对那些行使权力的人的。它们所传达的信息是，权力的传递应该建立在美德和智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裙带关系。

    这些故事构成了中国最早的政治批评。但是它们不仅仅是故事：真的有人更愿意选择荒野，而不是文明。这正是世界各地隐士传统的基础。而中国隐士传统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隐士在他们所遗弃的那个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我自己开始了解中国的隐士传统是在1972年。那一年，我离开了美国，搬到了中国的岛省台湾。台湾在上海的南面，香港的北面，与福建海岸遥遥相望。到了之后没几天，我就开始了在一座佛教寺庙里的生活：天亮前就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对禅垫感到“深恶痛绝”的时候，我就读书。

    除了佛经之外，我也读儒家和道家的书。那些书里有很多生活在山里的中国古代隐士的故事。我非常喜爱这些故事。我能够理解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从黄帝时代算起到现在，中国一定有上百万隐士了。但是，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很怀疑他们能不能存在于20世纪。每当我问起台湾的和尚，他们都向我保证说，中国隐士已经不复存在了。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战争和压迫之后，他们怎么还能够存在呢？但是，我仍然心怀疑问。

    三年后，我结束了寺院生活，自己隐居在一个名叫竹子湖的山村里。从那里可以俯瞰台北盆地。与此同时，我开始着手翻译一些中国古代隐士的著作：寒山、拾得、丰干、石屋和菩提达摩。12年后，即1987年冬，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禁令解除了，岛上的人民纷纷开始探望他们长达40年没有见过面的亲友。

1989年春，我决定加入这股人流，不是为了探亲，而是为了寻找隐士。当一位和蔼的赞助人愿意为这趟考察旅行提供费用时，我给在美国的史蒂芬?约翰逊打了电话。早在两年前，他曾经向我表示，如果这样的旅行能够成行的话，他愿意作为摄影师跟我一起去。他没有改变主意，于是我们约好两星期后在香港碰头。我找出自己的旧森林服务背包，让人钉上了新带子。同时我也开始仔细研究地图，尤其是那些注明人口密度的地图。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隐士，但是我猜想，如果还有隐士，那么他们一定会在山里。但那是哪些山呢？即使我们碰巧找对了那座山，我们又怎么能找到正确的路径，更何谈那隐士的茅屋呢？而且他们会欢迎来访者吗，尤其是两个挥舞着录音机和照相机的外国人？还有，当局会不会试图阻止我们？一大堆问题。没有答案。
    在中国古代，隐士群体的升降沉浮是与来自都城的“风的变化”息息相关的。我想，动身进山前，我们也可以试试风向。在香港碰头后，史蒂芬和我飞往北京。我们是在四月的最后一天到的，北京的一位德国朋友提出让我们分享他在城郊颐和园里的膳宿设备，我们高兴地接受了。

    通过新形式的外贸，中国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它已经开始把过去的几处皇家园林出租给其公司能够承担起这笔费用的外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朋友恰好住在过去江青住过的那套寓所里。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广济寺。广济寺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因此我推想，这儿可能是开始我们的考察的好地方。我问佛协的副会长周绍良，他是否知道我们可以到哪里找到几个隐士。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广济寺的方丈净慧法师说，他曾经听说过西安附近的终南山里有隐士。

    我对西安地区不熟悉，正想再多打听点儿消息，可是就在这时候，周绍良说话了。他说，中国已经没有任何隐士了，在终南山或其他山里漫游，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很危险。与此相反，他建议我们去参观中国重新活跃起来的几个禅修中心。他很耐心，写下了四个这样的寺庙的地址。我谢过他的帮助，大家道别。出去的路上，我向那位方丈问讯。他那淡淡的微笑，我至今依然记得。

    两天后，史蒂芬和我参观完了城北的长城，回来了。我们的火车要去位于北京西北的古代佛教中心大同，离开车还有四个小时。那一天是5月4日，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的70周年纪念日。街上挤满了游行者，离火车站还有一英里，我们的出租车就进不去了。我们别无选择，只好下车，背上背包，开始沿着东长安街，挤出一条路来。那一天天气晴朗。我们能够听到小鸟在吱吱喳喳地叫，自行车的铃声在响。每个人都在微笑。我们陶醉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痛苦地在大同醒来。大同是最沉闷无趣的城市之一，在其城外山腰上，有1500年前雕刻的巨大的佛像。关于这些佛像，我所留下的唯一的印象是，它们是多么幸运，有人那么有先见之明，在岩洞附近种植了很多丁香树。丁香正在开花，根部有空隙，可以从下面爬过。

    第二天，我们第一次冒险进入农村，去游览恒山。恒山是中国五岳中最北的一岳，也是古代隐士的家。它的风景确实是够优美的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地方有隐士居住的迹象。

    次日，我们动身向南去五台山。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古道场，也是中国佛教徒所选定的四大圣山中最北的一座。五台山位于苍茫大野的中间，我们想，那儿可能有隐士居住。

    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视野里几乎没有一棵树。我推断：没有森林，就没有枯枝；没有枯枝，就没有木柴；没有木柴，就没有茶；没有茶，就没有禅；没有禅，就没有隐士。尽管五台山上大寺庙的方丈们可能不同意我的推理，却同意我的结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寿冶长老的朋友。寿冶长老曾经是这座山上一座最大的寺庙的方丈，也是我在纽约第一次皈依佛教三宝的见证师。他们先后向我保证，如今所有的和尚和尼师都生活在寺庙里。据他们所知，五台山上或中国其他任何山上，都没有隐士。

    参观最后一座寺院的时候，我拦住了一位老和尚，他正在帮忙修复“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毁坏的一座寺庙建筑。当我向他重复我的老问题时，他说：“中国当然还有隐士。”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后他又说：“但是当你遇到他们的时候，你认不出他们；除非他们愿意让你找到，否则你就找不到。”说完，他哈哈大笑，继续工作去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天晚上，直到很晚我都没有睡着，一直在惶惑我们怎么能找到那些不愿意被找到的人；还有，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儿想到这一点。

    第二天是文殊师利圣诞，我爬上了那一千级石阶，去他的圣殿表达我的敬意，并祈求他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加持我们。很显然，我们眼下就需要帮助。香燃尽之前，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向南进发。我的思绪再次转向老和尚说的话上――隐士们不愿意被发现。我们到底在中国干什么呢？显然，此刻我们不得不放弃逻辑。我们是有使命的。

    然而，这使命却被旅游打断了。史蒂芬和我饱览了西安的风光，感到心满意足――在西安的怀抱中，曾经有11个朝代在此建都。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满足了自己的历史好奇心，之后去参观最后一个地方：草堂寺。1600年前，鸠摩罗什曾经驻锡于此寺，在此期间翻译出了大量佛经，质量超群，文辞优美。我不能放过向这位祖师表达敬意的机会，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个行者，所以我以行者的方式向他表达了敬意。

    汽车在泥泞不堪、车辙纵横的路上向西安西南方向行驶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草堂寺长长的红墙之外。这些红墙被麦田包围着，看起来似乎是最近才修复的。除却这座寺庙在古时候的名声，它看起来几乎不值得我们为到这里而付出的努力。但是刚一进寺庙，我就因礼佛者数量之多而大吃一惊。大殿是如此拥挤，我几乎找不到空隙在鸠摩罗什和释迦牟尼佛像前问讯。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一位老和尚从人群外走过来，向我点头示意――原来他就是草堂寺的方丈，而吸引了这么多信徒的眼前这一幕场景，乃是因为今天是佛诞。我怎么能忘了呢？！

    领我们参观了寺庙的庭院之后，方丈把我们带到他的方丈室里。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寻找隐士。此时，他的几个弟子也涌进屋里。他看看他们，然后又看看我，最后说：“我对隐士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既然你们远道来了，为什么不参拜一下你们拐入主路以前路过的那座山上的塔呢？那座塔里有道宣的舍利，他肯定知道他那个时代隐士的事情。”方丈把我们送到大门口，我们依依惜别。

    我们回到柏油路上，几分钟后，车停在方丈提到的那座山的山脚下。起初找了几次路，都走错了，后来我们找到一位老人，他愿意给我们当向导。半路上，史蒂芬和我开始怀疑这座山有没有顶。山上的小路因为最近下了雨而特别滑，我们几次跌倒。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爬上了山脊。

史蒂芬停下来拍摄这座山的全景，我则去爬通往那座塔的最后一道坡。我绕着这座小砖塔右行三匝，然后恭敬地向这位大师问讯――是他编撰了中国第一部佛教人物编年史。之后，我背靠着塔的正面坐下来，眼前是一望无尽的连绵起伏的山岭，白云缭绕的山峰和绿松石色的小溪。它看起来像是最完美的隐居地。但是即使借助望远镜，我也没有发现岩洞，没有茅屋，没有小径，没有炊烟。
    我很失望，但同时又因为终于置身于山中而感到振奋。我往下滑回到史蒂芬休息的地方。我们的向导建议从山后的小路下山，那样走容易一些。这正中我们的下怀，于是我们就从山后下山了。

    大约10分钟后，小径绕过一座旧寺庙的泥墙。我们能够听到里面有声音，向导敲了门。门开了，五个年轻的和尚领我们穿过院子，进到一个房间里，里面有一张桌子、五只凳子。我们坐下来，他们给我们倒了两杯热水，并往里面加了一些东西，其色泽、口感都很像甜橙晶。

    这种古老的待客方式使我精神一振，我又把那个必不可少的问题拿来问主人：“这些山里有什么隐士吗？”

    一位和尚答道：“当然啦。你想了解哪些隐士？”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热橙汁，倾听着一长串名单：有些人刚在山里过了一个冬天，还有人已经40年没有下山了。我们发现了隐士的天堂。临走前，我问一位和尚这些山的名字。他说：“这里是终南山。这儿是真修行的出家人来的地方。”

    1959年，作家赖特在他的《中国历史上的佛教》（BuddhisminChineseHistory）一书中，以此观点作为结言：“我相信，中国佛教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我们正在看到的是它的最后一线光明。”当时几乎没有人会反对这种看法。在其后的岁月里，佛教似乎已经被从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清除掉了。没有被烧毁或洗劫的寺院和道观都变成了学校和工厂，幸存的极少数的寺庙被用来驻扎新的寺庙工作组，过去寺庙里的大部分人都被迫还俗了。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国内和国外的观察家们都断言，这场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彻底清除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和迷信。大多数观察家已经把佛教视为死去的宗教。每当我跟约翰?布洛菲尔德――他翻译了黄檗和慧海禅师的语录，这两本语录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的修行――谈起这个话题，他都会长叹一声，然后建议我们谈点儿别的事情。

    当我开始考虑参观中国大陆、亲眼去看看佛教现状的时候，我断定：如果佛教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还存在，那么它更多地会依赖于生活在茅篷或岩洞里的比丘或比丘尼，而不是依赖生活在寺庙里的那些人。回顾佛教2500年的历史，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位大师不是先经过一段隐居生活而开悟的。当我最终决定去参观中国大陆、看看佛教是否还存在的时候，我决心把精力集中在隐士传统上，而不是寺院传统。

    当时我并不乐观。动身前两个星期，台湾“陆委会”行政秘书马应周告诉我，共产党早就把大陆上的隐士连同真正的出家人消灭光了。我是谁呀，还敢争论？一个月后，与五个年轻和尚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坯寺庙里，看着门外绵延不尽的苍蓝的终南山，喝着热橙汁，记录着隐士们的地址，我只有微笑的份儿了。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离开西安地区，继续我们横穿中国大陆的《奥德赛》。我们又爬了其他一些山，与另外一些隐士进行了交谈。他们中大部分是佛教徒，但也有很多是道教徒；大部分是和尚道士，但也有很多尼师和道姑；大部分上了年纪，但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清贫，但是他们的微笑，使我们觉得自己遇见了中国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

    我们所考察的山中，有一座叫太姥山，就在福建省西北角。在路上，我们碰到一位居士，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山洞前，洞里有一位85岁的老和尚，他在那儿已经住了50年了。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老和尚问我，我反复提到的那个“毛主席”是谁。他说，他是1939年搬进这个山洞的。当时这座山的山神出现在他的梦里，并且请求他做这座山的保护者。从那时起至今，他再也没有下过山。弟子们和当地村民给他带上来他所需要的为数不多的物品：面粉、食用油、盐，还有每五年左右一条新毯子或一套新衣服。他的修行方法是持名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光佛”、“无量寿佛”。爬过那么多座山，遇到过那么多隐士之后，我们终于慢慢地明白了“无量”的含义。

    下山的路上，我们停下来拜访两位在附近山洞里修行的隐士。他们在那里也住了几十年了。他们送给我们两公斤“东方美人”作为临别赠品――那是他们自己的小茶园出产的。它是我过去非常喜爱的茶种，现在仍然是。从来没有外国人来过他们的山，所以他们想送给我们一点儿特殊的纪念品。

    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往下走，来到山脚下的一个村庄里。

    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它半路抛锚了。于是我们又换了一辆公共汽车，最后到了福州。

    在旅馆里登完记，我们冲了个澡，洗了衣服，像往常一样出去闲逛，找冰镇啤酒。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乘公共汽车来到港口城市厦门，然后搭下一班船回到了香港。几天后，我们回到台湾，放松了下来。但是我们同时也做好了准备：回去做一次更长时间的旅行，拜访全中国的隐士。可是，原来有意赞助我们的人都消失了，突然之间，我们只有靠自己了。我们考虑放弃这个计划，或者等着，直到条件好转。可是我们发现的东西令人难以忘怀，我们无法一直等到条件合适或者合乎我们的心意才再去大陆。我们举棋不定，抛了两次硬币――两次都是正面。于是6个星期后的8月上旬，我们又回去了。很显然，我们不得不忘记拜访全中国隐士的计划，不得不把自己的行动限定在我们的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权衡了各种可能性之后，我们选择了隐士的天堂。

终南山，有人将它解释为『月亮山』。传说中，那里是太阳和月亮睡觉的地方，在它神秘的群峰中，坐落着天帝在尘世的都城，还有月亮女神的家。于是这里就成为某些人前来试图接近月亮的神德和它的力量根源的地方，因而也就成了隐士的天堂。
    当我头一次听说终南山的时候，我既不知道它们的位置，也不了解它们的重要性。在北京，有人告诉我们，它们在西安附近，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所有信息了。当我们第一次向山里进发的时候，在恒山和五台山，我们都没有找到隐士。于是史蒂芬和我搭上一列火车，向南进发。我们结束了与两个西安商人共享一个车厢分隔间的旅程――他们中的一个人曾经听说过终南山，说它在西安南面的某个地方，但这就是他所知道的一切了。在汉语里，名词是不变化的，因此无法区分单复数，所以我仍然不知道，终南山是指一座山，还是指一列山脉。几天以后，我发现，它既是指一座山，又是指一列山脉。回到台湾以后，我了解到，它所指的远远不仅是山脉。

    在现代，有一列大得多的山脉，叫秦岭，终南山只包括秦岭最北端的那一列东西走向的山脉。“秦岭”这个词是大约两千年以前才开始使用的，即在古秦国统一中国之后的一段时间。秦国的祖先世居于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上，秦国就是以那里为基础统一中国的。

    今天，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博物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秦岭是南北中国的分界线。自从100万年以前这列山脉隆起以后，它对中国的温度和降雨类型一直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冬天阻止冷空气南下，夏天阻挡潮湿的空气北上。小麦、谷子和糜子是秦岭以北的主要农作物。秦岭以南是水稻。

    秦岭也是中国两条最大的河流的主要分水岭。秦岭北坡的溪流注入黄河的主要支流渭河，而南坡的溪流则注入长江的主要支流汉水。在古代，有旱灾的时候，这里是官员们前来祈雨的地方。

    但是在“秦岭”这个词开始使用之前的1000年，中国人把这整列山脉称为“终南山”，有时候，他们又把它简称为“南山”。《诗经》一书中，在至少创作于3000年前的诗篇里，提到了它：

    终南何有，

    有条有梅

    ……

    终南何有，

    有纪有堂。

    现在人们所说的“终南山”这个词，既是指西安南面四十公里处的那座2600米高的山峰，又是指与之相毗邻的东西一百公里以内的山峦。但是3000年前，“终南山”是指从河南省的黄河三门峡的南岸，向西沿着渭河，直到这条河的源头――位于甘肃省的鸟鼠山――为止的所有山脉，长达800公里。

    在中国更为遥远的神话传说中的过去，“终南山”所包括的范围甚至更广，远远超越了鸟鼠山。这列更大的山脉，既包括昆仑山，也包括终南山，并且延伸到了当前中国和巴基斯坦国境线上的乔戈里峰，乃至稍稍有些超过，长达3500公里。

    在解释范围缩小得多了的“终南山”的时候，早期的中国历史学家们说，“终”的意思是“终结”，“南”的意思是“南方”，“山”的意思是“一座山”或“多座山”。这样，“终南山”就被说成是丝绸之路南面那条岔路沿线的系列山脉的东端。这个解释使得这个复合词有了意义，但是实际上，这个解释是很牵强的，在解释这些山脉对于早期中国人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方面，毫无用处――早期中国人把终南山的山峰和山谷视为最有力量的天神和地祗的家。

    台湾语言学家杜而未提供了一个更为有趣的解释。他坚持认为，“终南”和“昆仑”是两个同词源的词，都来源于同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月亮山”。在他的《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一书中，杜教授解释道，中国最早的宗教通过“不死”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通过月亮的盈亏体现出来的――在生死之间的暗河上架起了一座桥，而昆仑――终南这列山脉，则是这个宗教的神秘中心。而且因为月亮女神住在昆仑――终南这列山脉中，于是这里就成为某些人前来试图接近月亮的神德和它的力量根源的地方。

    他们不是普通的社会成员。他们也不像普通人那样进山。他们走着“禹步”(theWalkofYu)，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那样，拖着一只脚，以唤起山神的同情。像大禹一样――“禹步”就是根据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们是萨满(shamans，即中国古代的巫师)，而昆仑――终南这列山脉，是人们所知的他们最早的家。

    米尔西亚?埃利亚德在《宗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ofReligion）一书关于萨满教的章节中写道：“在整个包括中亚和北亚在内的广大区域中，社会的巫术和宗教生活集中在萨满身上。”（第13册，202页）埃利亚德说，在这样的社会中，出神或附体的状态被认为是最高的宗教体验，而萨满是这种宗教体验的行家里手。在出神状态中，萨满离开他的身体，穿过一系列天国，与各种各样的精灵打交道，为他所在团体的福利而搜寻和积累知识。他通过提供与精神世界的联系以及带回在那里所获取的知识，帮助他的团体抵御黑暗。但是与此同时，他又生活在他所保护的团体之外。

    根据埃利亚德所说，一个被称为萨满的人，“寻求着孤独，变得心不在焉，喜欢在森林里或人迹罕至的地方漫游，有幻觉，在睡眠中唱着歌儿”（出处同上）。假如这段话不是描述萨满学徒入门时期的出神状态的话，那么它也很可以适用于遵循隐士传统的人。在古代中国，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着的。

    在追寻它们的渊源的时候，有一篇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文章，它记载了夏朝皇帝、同时也是萨满的启，进入终南――昆仑这列山脉并乘双龙飞走的故事。启还从天上学得了哀歌体诗歌，以后的萨满诗人们，在诸如《楚辞》这样的著作中，一直都使用着这种体裁。

    启是另外一位萨满大禹的继承人。在大约公元前2200年左右，禹建立夏朝的时候，他命令手下的官员们编纂了一本王国指南，其结果是《山海经》。后来，当国家的神秘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历代皇帝对它都有所增益。学者们怀疑这本书是否有那么古老，他们不愿意把这本书的任何一个章节划到公元前4世纪以前。但是不管学者们对这本书的成书日期和它的真实性有什么看法，这本精灵地理志都是一个萨满教知识的宝库。远在这些知识被记录下来之先，它们一定已经口头流传很久了。

这部书关于西部群山的章节，始于三门峡南面的那些山，然后向西沿着终南山和昆仑山一直到达乔戈里峰，并且超过了乔戈里峰。在它们神秘的群峰中，坐落着帝（天神中之最高者）在尘世的都城，那儿还有西王母（月亮女神，长生不死药的施与者）的家。另外还有一些山，萨满们在那里收集配料，自己炼制长生不死药，并飞升上天；在那里，死得早的人也要活上八百年。在此期间，他们随心所欲，尽情享受；那里是太阳和月亮睡觉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是可能的；那里的动物奇形怪状，令人难以置信，无法描述。
    近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更多的依据，反映出萨满教远比人们此前认识到的要重要得多，而终南山以北的丘陵和平原，则是萨满教在中国最早的家。考古学家张光启（音译）认为，萨满教派是早期中国文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张还说，为了与精神世界进行交流，萨满们通常需要一点儿帮助，在这方面，性和酒很重要，还有药物。

    在兰州南面，离鸟鼠山不远，有一个新石器时期的村落。在那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陶罐，里面装着已经碳化了的人工栽培的大麻的芽。古植物学家李慧林认为，大麻的栽培最初起源于这一地区。在这里，它既被当作一种纺织纤维来使用，同时又被当作一种药物来使用。根据李在大卫?N?柯特利编辑的《中华文明的起源》（TheOriginsofChineseCivilization）一书中所说，“北方游牧民族是萨满教的奉行者，显而易见，他们把这种植物当作一种药物来使用，并且把它向西带到中亚、西亚和印度等地区。在那些地方，它主要是被当作一种幻觉剂来使用，而不是一种纺织纤维”（第31~32页）。《楚辞?大司命》中的四行诗显示出了这种植物对于中国早期萨满的重要性：

    一阴兮一阳，

    众莫知兮余所为。

    折疏麻兮瑶华，

    将以遗兮离居。

    在发现大麻的地方，人们做了一次放射性碳测验，测出这个遗址已有5?000多年了。在同一处遗址，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把显然是用于祭祀仪式的青铜刀。它不仅说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属于中国，而且反映出萨满教非常重要――它可以使用某些特殊的器具，而其他世俗的仪式或异教的仪式则不可以使用。

    关于萨满教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在终南山的另一端。在西安东面6公里处，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在该遗址所发掘出的各种文物中，有中国最早的文字形式以及萨满教艺术最早的例证：一个萨满的鱼精面具，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双龙雏形的东西――在天国旅行的过程中，中国萨满是要借助于双龙的。

    在整个公元前第五个千年内，或者说7000年以前，半坡遗址一直持续有人居住。它是中国仰韶文化最好的例证之一。仰韶文化之后，有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龙山文化。当大禹在将近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创建夏朝的时候，他和他的大臣们只能是在仰韶、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编篡了《山海经》――这部通向神圣世界的萨满指南。尽管在半坡和其他仰韶―龙山文化遗址所出土的文物不能确证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不迟于公元前第五个千年，有人要离开这个尘世的王国去与神灵的世界进行交流，而且他（她）这样做是在终南山附近。

    那么萨满是怎样变成隐士的呢？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萨满在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中，还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公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千年中，也就是在最初的朝代国家时期，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成为这些朝代国家的主要特征。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出现，导致了萨满这样的个体的生存危机。伴随着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发展，作决策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官僚主义化，而这种变化使萨满们的地位日益遭到怀疑。在《古代中国的思维世界》（TheWorldofThoughtinAncientChina）一书中，本杰明?施瓦茨对新石器时期社会（这个社会正在进化成为一种高级文明）中的萨满的模糊角色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米尔西亚?埃利亚德（MirceaEliade）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定义萨满的：他（她）通过出神或附体的经验而拥有使他（她）的灵魂挣脱肉体束缚的力量，以便直接与神灵进行交流。萨满也许会在神灵的世界里漫游，也许会通过类似于出神的程序忍受神灵的占有（指附体）。迈斯派罗（Maspero）认为――我相信他是正确的――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萨满教不能适应中国正在形成的国家宗教。这种宗教不可能对一种独立的宗教力量（指萨满教）有好感。萨满教是直接通过出神经验来接近神灵的，而这被认为是谮越了官方所支持的与神灵进行交流的礼仪渠道。（第36页）

    萨满的影响被官僚的影响遮蔽了。通过分析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甲骨文，董作宾指出，当时对神灵的信仰一直在持续削弱，而对自然神和神话祖先的祭祀正在逐步消失。与神灵的交流仪式变得如此程式化，以致药酒刚刚被萨满喝下，就被他的官僚继承人吐出来了。这种程式化决定了萨满教在宫廷中的命运――在宫廷中，萨满教与神灵的交流过程，被礼仪性的行为举止取代了。人们认为，这些行为举止本身就是灵验的，殊不知它却已经被从它的根――萨满教上切下来了。

    随着文明的发展，萨满们开始变得与群山亲密起来，而不是与城市中心。《山海经》告诉了我们这些萨满中某些人的名字，他们中最重要的人物正是住在终南――昆仑这列山脉中。这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隐士传统的开端。

    隐士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中国人一向尊重过去，而隐士则保持了那个“过去”最重要的因素――它的精神传统。随着文明的发展，这个传统既没有被遗失，也没有被遗忘。恰恰相反，在中国，隐士一直是人们最尊敬的人，因为隐士是圣贤。他们能够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听到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

    当皇帝、国王、部落首领和早期中国文化的领导者要与自然力量以及城墙外、人心中的神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隐士。隐士能够与天对话。他们谙熟天的种种迹象，他们说着天上的语言。隐士是萨满和神、草药师和外科医生、冥阳之事的行家。他们的世界要比被墙围住了的城市世界大得多。隐士不受幻想和习俗强加于人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左右，他们一直是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如果没有异议的话，他们代表着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过去，而这个过去没有比在月亮山的各种面孔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了――不管它是叫昆仑山、终南山，还是只叫南山。在《诗经》中，有一篇祈祷文表达了对南山的敬意：

    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寿，

    不骞不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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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是中国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他们象征着这个国家很多最神秘的东西。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修道意味着孤独的生活；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从政生涯。然而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的源泉，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人间。
    尽管隐士传统是中国社会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直到公元三世纪末，中国官员才开始费心思去传讲隐士的贡献。《后汉书》里有一章是专门讲隐士的，作者是这样开头的：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作者继续解释说，除了个体之间的这些差异之外，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不变的目标，那就是修道。对他们来说，道是通向尘廛之外的。虽然孔夫子同意“道不行矣”，但是他仍然待在尘廛里，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敬道的人，说服那些当权者“为政以德”是他的责任。那些为政以德的人就好比北极星，世界会围绕着他而和谐地旋转（“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乐观的。楚狂接舆佯狂以避世自保，他曾经从孔子身边走过，作歌曰：

    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而！

    ――《论语》第18章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修道意味着孤独的生活，而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从政生涯。不管一个特定的个体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关于这两种选择之间的辩论是永无休止的。在《楚辞》里，《渔父》继续着这场辩论：

    屈原既放，

    游于江潭，

    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

    “子非三闾大夫与？

    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

    “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

    是以见放。

    渔父曰：

    “圣人不凝滞于物，

    而能与世推移。

    世人皆浊，

    何不?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

    何不饣甫其糟而?其酉丽？

    何故深思高举，

    自令放为？”

    屈原曰：

    “吾闻之：

    新沐者必弹冠，

    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流，

    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

    鼓?而去。

    乃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

    遂去，

    不复与言。

    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也是一位萨满。大约公元前300年左右，他以这种身份供职于楚国宫廷。在楚国附近，有沧浪河流过。由于批评了楚王的过失，以及遭到同僚的诽谤，屈原被流放到长江南岸的沼泽地带。就在那里，当他正沿着湘江岸边行走的时候，那位渔父遇见了他。屈原对楚王的昏聩感到失望，又不可能继续从政，所以他的前途怎么样，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了。在《离骚》里，他写道：

    何离心之可同兮，

    吾将远逝以自疏。

    ?吾道夫昆仑兮，

    路修远以周流。

    但是屈原没能成为一位隐士。他也从来没有到达过昆仑――终南山一带。他拒绝了渔父的建议，就在汨罗江注入湘江入口处的东面，跳进了汨罗江。

每年的阴历五月初五，中国人仍然划着龙舟去捞救屈原。人们往水里扔粽子，好让鱼龙乱作一团，以争取时间，使龙舟能够追上屈原。但是，不管人们怎样努力，诗人依旧年年沉水――只苦了中国的江河，变得越来越混浊了。
    道德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是隐士传统的核心。如果说，屈原发现了要如自己所愿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困难，那么应该说，他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在屈原投江之前800年，有一对兄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名字是伯夷和叔齐。当伯夷和叔齐听说新建立的周朝的创建者不但反叛自己的君主，而且还没有如礼安葬自己的父亲就起兵远伐的时候，他们厌恶地拂袖而去，迁居到了首阳山。他们就是这样坚持自己的原则的。

    首阳山在黄河北岸，在终南山东端的对面，离舜（尧所选择的继承自己王位的人）即位前的隐居地不远。舜以忠孝闻名，而这两种品质为伯夷和叔齐所敬重。但是与舜不同，这对兄弟没有遇到欣赏他们这种品质的明君。在隐居期间，他们停止食周粟，而靠喝鹿奶和吃蕨菜维生，这种做法让批评者无从置喙。最后他们饿死了。司马迁在他们的传记里提到，为了抵御饥饿，分散注意力，他们经常唱下面这首歌：

    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

    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

    在《论语》里，孔子评论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第16章）。孟子（约公元前371～公元前289年）称伯夷为“圣之清者”。然而在称赞这对兄弟的同时，孔子和孟子告诉他们的弟子，这样的做法太死板了，不值得仿效。毫无疑问，孔子和孟子是会仕周的。

    不过，不是所有的求道者都把从政和隐居之间的界限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的。张良和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张良的祖先世代为韩国（今河南省）的大臣。公元前230年，在秦统一全中国的进程中，韩国被吞并了。作为孝子忠臣，张良发誓要为家族和国家的荣誉而复仇。但是为了确保他能够活得足够长，以实现这一抱负，开始的时候，他隐居到了山里。在隐居期间，他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对他谦恭的品质进行了考验。这位老人看起来像是一位道教的神仙，他奖给张良一卷失传已久的吕尚的《太公兵法》。事实证明张良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学生――走出隐居生活以后，他帮助刘邦推翻了秦朝，创建了汉朝。

    为了表达对张良的感激，新皇帝愿意赐给张良他想要的任何一块封地，于是张良选择了终南山南坡的留坝。然后张良宣布了他的意图：他要从世俗事务中抽身引退。之后他开始辟谷，并且练习调息，希望能使自己变得足够轻，好飞升上天。公元前187年，他终于这样做了。

    在此之前，当张良还在隐居和研究吕尚兵法的时候，新建立的秦朝开始征召全国的士人。然而，秦朝的统治是以残暴而闻名的，所以有四位朋友拒绝应召，他们是东园公、?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商山四皓）。商山四皓很有名望，他们拒绝背弃自己的原则，因此隐居到终南山南面的商山。在那里，他们靠采集草药为生。根据《汉书》记载，他们经常唱这首歌以自娱：

    莫莫高山，

    深谷逶迤。

    晔晔紫芝，

    可以疗饥。

    唐虞世远，

    吾将何归？

    驷马高盖，

    其忧甚大。

    富贵之畏人，

    不如贫贱之肆志。

    尽管他们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却声名远播。秦始皇曾试图引诱他们出山，刘邦也这样做过，可是都失败了。后来，当刘邦将要废太子而代之以宠妃之子时，吕后向张良求助。她采纳了张良的建议，说服了商山四皓，使他们相信太子把智慧和谦恭看得比财富和权力更重要。商山四皓来到都城，陪侍太子入宫。当高祖看到太子已经成功地赢得了这些人的敬重的时候，他改变了废太子的主意，并且叮嘱商山四皓好好辅佐他的儿子。

    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是隐士诸葛亮。他结束了隐居生涯，而去辅佐一位明主。诸葛亮生于公元181年，当时全国各地战乱纷起。诸葛亮年轻的时候，就搬到了荆州（在今湖北省）城外的一座小村庄里，以逃避乱世。之后他在那里隐居了十年，并且拜另一位著名的隐士司马徽为师。

    在这段混乱的时期里，汉朝统治者失去了中央集权，大权旁落到曹操领导的一伙将军手里，地方豪强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当时以荆州（屈原被流放前曾经供职过的地方）为中心，就有这样一个割据政权。公元201年，刘备为躲避曹操也逃到此处。刘备是汉室的一个远亲，他已经招募了一批人马，以图恢复汉朝的统治。但是他还缺少一个深谋远虑的军师。

当刘备听说诸葛亮可能是这样一位人选的时候，他决定亲自去拜访诸葛亮。可是就像有时候会发生的那样，即使是作为大人物去拜访隐士，刘备还是不得不三顾茅庐，才得到了诸葛亮的接见。当这两个人终于会面的时候，刘备对诸葛亮的雄才大略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乞求诸葛亮结束隐居生涯，去扶助他安邦定国。诸葛亮同意了。
    在此后的岁月里，诸葛亮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伟大的谋略家。有一次，他指挥一支仅2000人的队伍赶走了一支20万人的军队。中国人当中，很少有人没读过《三国演义》，很少有人不知道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的。公元234年，在西安西面终南山麓丘陵地带的一场战役中，诸葛亮因病去世。他去世的那天，一颗流星落在他的军营附近。这颗殒石后来被人们镶嵌在武侯祠的墙上――至今武侯祠仍在俯瞰着诸葛亮和那座流星殒落于其中的山谷。

    关于如何处理隐居和从政之间的矛盾问题，诸葛亮在去世之前，曾经给他的儿子留下了一纸《诫子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修道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这一点上：从政还是不从政，韬光养晦还是大放异彩――假定事实如马修?阿诺德所言，“人是有光明的”。这个差别与其说是一个哲学问题，还不如说是性格和个人感觉的问题。目标总是保持不变的：把道德原则运用到人事上去。孔夫子、屈原、伯夷和叔齐、商山四皓、张良以及诸葛亮都是这样做的。要理解这些道德原则，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被认为是必要的。但是有时候隐居会持续一生，不过它的目标仍然是在世间建立和谐、扩展和谐。

    隐居和从政被看作是月亮的黑暗和光明，不可分而又互补。隐士和官员常常是同一个人，只是在他生命中的不同时期，有时候是隐士、有时候是官员罢了。在中国，从来没有体验过精神上的宁静和专注而专事追名逐利的官员，是不受人尊重的。中国人一直把隐士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恩人中的一个族群，因此，不管他们的修道追求看起来多么不同寻常和消极遁世，中国人都是持鼓励的态度，而不是泼冷水。不管隐士是否走出隐居生活去从政，他们对于整个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的源泉，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城市的。

    当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被从宫廷中放逐出来的时候，他自沉而葬身于鱼腹；中国第二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则还没有等到任期结束，就隐居到了乡下。在中国，隐士们有一种解脱自在的精神，即保持心灵、而不是身体远离城市的尘嚣。这种精神，陶渊明在他的组诗《饮酒》之五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瞥：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隐士是中国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他们象征着这个国家很多最神秘的东西。他们那种化机巧为无心的返朴归真的智慧，没有比在中国最早的隐士传记《高士传》的开头部分记载得更清楚了：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缺，?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心无求其故。”言未卒，?缺睡寐。被衣大悦，行歌而去之，曰：

    形若槁骸，

    心若死灰，

    真其实知，

    不以故自持。

    媒媒晦晦，

    无心而不可与谋，

    彼何人哉！








　　
　

在距离小山大约一公里处，我们路过一座石碑，它兀立在粟苗之间。向导说，原来这儿有一座大寺庙，红卫兵占领了这个地方以后，整个寺庙都毁了，只剩下了这块石碑。在石碑的上方，我们渡过了田河。之后途经一座小村庄，村庄里都是土房。然后我们向山里进发。
    几分钟后，我们到达一座小山。山顶上曾经有过一座祠堂，里面供着元始天尊。据说老子是他的一个化身。我们的向导在一块石碑前点燃香和烛，然后我们继续向前走。那块石碑，就是那座祠堂唯一的幸存物了。

    在小路上，我们遇见了几位樵夫。其中一个人说，住在仰天池的最后一位道姑前年离开了那里，去了遥远的太白山的山峰上。在那里，她可以有更多的地方种菜，以及拥有更多的孤独。

    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鞍形山脊，然后走上一条岔路，去山顶上的一座小祠堂。这座小祠堂是八边形的，就像道教里八卦的形状――八卦是指《易经》里的八种卦象。这个地方叫“栖真亭”，据说老子在楼观台逗留期间，就是在这里修习禅定的。栖真亭里曾经供养过的所有塑像和使用过的法器，都已荡然无存。我们下去回到鞍形山脊上，继续走，来到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里。村里有六户人家，他们的屋子沿着一个长满了灯芯草的池塘的北岸，一字排开。这个池塘，就是仰天池。

    我们受到一位农夫的欢迎。他戴着一顶蓝色的水手帽，双颊如此红润，以至于开始我以为他是荷兰人。他领我们从两座农舍中间穿过，打开了那最后一位道姑前年遗弃的祠堂。祠堂里面的墙上全是壁画，展示了周朝的兴衰以及老子环游世界的经历。祠堂里的主要塑像是玉皇大帝。在元始天尊创始万物以后，玉皇大帝就接过了道教万神殿的领导权。他的右边是老子的塑像，它是用粘土做的，头上顶着一块红围巾，散发出一种古怪的韵味，与我以前所见到过的所有这位圣人的塑像都不相同。当向导在玉皇大帝面前点燃香烛的时候，我给老子拍了照。

    “文化大革命”前，仰天池周边地区曾经是一座道观，里面居住着数量庞大的出家人。这座荒凉的小祠堂，就是那座道观所遗留下来的一切。

    农夫锁上门以后，邀请我们到他家喝碗热糖水。我们解完渴，他的妻子开始准备新鲜面条，农夫则开始削土豆。于是我回到外面，点燃了一支抽剩的香烟。农舍两侧长着高高的树，树枝上有几个喜鹊窝，喜鹊们在窝里吱吱喳喳地叫着。那个池塘占去了这个村子的大部分地盘，里面长满了干枯的灯芯草，正在风中瑟瑟作响。当我沿着池塘绕到对岸去的时候，惊起了两只青蛙，跳进水里去了。村里的孩子们告诉我，他们正在池塘里捉五色鱼。我想，不知道这五色鱼是不是一种鲑鱼，可是我所看到的，只有灯芯草。

    从池塘上方向南望去，那个鞍形的山脊陡然直落而下，露出了楼观台后大约30公里范围内的大大小小的山峰。在西南大约20公里处，我望见了2600米高的四方台峰。我用望远镜浏览了那一带，不过它太远了，看不到任何炊烟和茅屋的痕迹。紧挨四方台西面的是东老君岭。东老君岭再向西30公里，山岚中的一个地方，是太白山上的那块巨大的白石头。太白山高3800米，是终南山的最高峰。

    香烟不长，我们的向导也已急着要回家了。我们用面条和土豆填饱了肚子，谢过了农夫和他妻子的盛情款待，动身回楼观台。下山的半路上，我们惊起了两只鹌鹑；沿途我们不时地停下来，去捡一些从地里长出来的白色的小星星。到处都是桃树，桃花盛开。回到旅馆里，我们用一桶冷水冲掉了路上出的汗。

    晚上就寝前，我向当地文化事务局的官员打听过去住在这里的道教徒的情况。他说，已经有人编纂了一部详细的历史，不过还有一些编辑工作要做。大概在未来的两年内，可望问世。

    当我问及楼观台现在的常住的情况时，一位老道士建议我们去与住持谈谈。这位老道士的嘴里只剩下一颗孤零零的、长长的牙齿，长到令人难以置信。他把附近的一个建筑群指给我们看。那是一座昔日的军营，门上还有红五星。老道士说，为了防止破坏，这个地方已经铺了石板，在未来五年内的某个时候，一座崭新的大道观将会取代这座军营。

    我们在斋堂里找到了住持的侍者，他把我们领进一间接待室。在那里，我们被介绍给住持任法融。任道长是邻近的甘肃省人，留着一部长长的黑色络腮胡子――那种中国西北地区的人所特有的络腮胡子。他也是陕西省道教协会的会长。后来我从其他道士那里了解到，他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大师之一。

    互相介绍之后，他送给我一卷他注解的老子《道德经》――正是《道德经》把我们引到楼观台来的。在深入终南山的过程中，我们拜访过任道长两次。下面是我所摘录的两次采访的部分内容。现在任道长说话要谨慎得多了，不比他早先在中国道教协会的杂志《中国道教》（1985年秋，第10期，第12～15页）上发表文章的时候了。因此，我对他写的评论的某些部分作了解释，作为对他的回答的补充。

    任道长看起来并不太老，因此当他说他60岁了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问他出家多长时间了。

    任：我离开家的时候19岁。出家40多年了。当我刚开始告诉父母的时候，他们不同意，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决定。于是我便去龙门洞住下了――龙门洞在这里的西北方。我在那里待了3年。那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住在道观里，而不愿意先受几年苦，那么没有人肯教你。

    问：“文化大革命”期间你在这里吗？

    任：在。最近的30年我一直在这里。

    问：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任：红卫兵来了，摧毁了道观，砸碎了塑像，烧毁了我们的书。他们还打出家人。他们使我们烦恼了10年。（根据任道长在《中国道教》上的报导，“文化大革命”10年期间，陕西省几乎所有的道观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从1982年起，陕西省的72座道观中的10座开始部分地修复。在这10座道观中，只有楼观台、华山和西安的八仙宫从政府那里得到了经济援助。以楼观台为例，这笔钱的数目是13万元人民币，或者说2.5万美元；八仙宫是15万元人民币；华山的数目没有报道。）

    问：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善的？

    任：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那时起，情况开始慢慢地好转。（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说，在新宗教政策宣布后的十年间，“左”倾思潮继续阻碍着宗教的发展，尤其表现在接管宗教场所的问题上。他说，陕西省的问题在楼观台、重阳宫、华山和陕北的白云山表现得尤为突出。任强调说，将宗教场所置于宗教修行者的管理之下，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不这样做，宗教团体就不可能达到政府所提出的自给自足的目标。

问：道观给住在这里的道士和道姑们发钱吗，以帮助他们支付个人开销？
    任：给。现在每个人每月能得到大约20元人民币（4美元），这笔钱从我们卖门票、香和手工艺品的收入中支出。楼观台的道士们则一直把修行和劳动结合在一起。我们也种菜，比如芜箐、卷心菜和土豆。我们一年四季都穿同一套衣服。我们不需要多少钱。我们更愿意用自己所赚得的一点点钱去修复道观或买书。

    问：道观是怎么组织的？

    任：它的组织形式与佛教寺庙很相近。佛教有寺庙，道教则有道观，而且寺庙和道观里不同功能区的名称都一样，管理机构也一样。每一种宗教都有一个组织。我们也有一个。我们有规章制度。但是修行要取决于个人。（1987年，现在的中国道教协会草拟了《道观管理规则》。允许每座道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形来进行组织，以及通过任何不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方式来养活自己。据说责任和收入都是根据民主的原则来分配的。目前道协所提出的口号是“让每一座道观自己养活自己”和“把道观建成一个家”。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指出，1949年以后，政府禁止发展新的出家人。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个政策被废止了，同年，重新建立了道教协会。从那时起，全真派的23个主要中心和另外两百座小道观都加入了道协。后来任道长告诉我，目前中国道士和道姑的数目大约有10000人。可是，北京白云观里的中国道协官员却告诉我说，这个数目是将近3000人；中国道观的数量大约有500座，可是其中大部分道观都太小了，没有资格加入道协。）

    问：在近几十年里，道教发生了哪些变化？

    任：很多个世纪以前，中国道教分裂成全真派和正一派。全真派是北方的主要宗派，正一派在南方更为盛行。正一派是一个在家宗派，其中心是如四川、上海和江西龙虎山这样的地方，也被称为天师道。成员们可以结婚，可以吃肉，也可以喝酒。他们住在家里。全真派则完全与俗世隔离开来。它的成员住在道观里。我们属于全真派。像我刚才所说的，全真派在北方占主导地位，但是现在正一派更为流行。这是最大的变化。

    问：哪一派控制着道协？

    任：哪一派也没有。协会里两派的人都有。同时既有在家信徒，也有道士、道姑。它不拒绝哪一派，也不着重强调哪一派，也不干预任何一派。协会不干预任何形式的信仰或修行。（通过对中国道协出版物的匆匆一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协的高级官员和会长们大部分是全真派的出家人）。

    问：如果一个人想跟某位特定的道教师父学习，师父和弟子本人就能决定这件事，还是必须要得到协会的许可？

    任：人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协会不能干预。（根据我们与之攀谈的其他道士的说法，地方道协决定弟子们可以在哪里学习，以及道士和道姑们可以住在哪些道观里。）

    问：现在的年轻人对出家还感兴趣吗？

    任：感兴趣。目前住在这里的50位道士中，有20多位是30岁以下的。（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提到，尽管省内各道观年轻的出家人非常缺乏，可是政府仍然不让想出家的年轻人在道观里待得太久，除非他们先迁好户口，而迁户口的过程总是很困难，而且常常是不可能的。他指出，这种官僚主义的束缚，使道观很难吸引到年轻的道教徒。）

    问：你给人上过课吗？

    任：是的，有时候。但是现在没有太多人对道教感兴趣。（任道长的报导中称，在过去的两年里，定期在楼观台举办的道教班只吸引了三四十人，而一个为期三周的气功班――或曰“道教瑜伽”班，则吸引了300多人，其中200人还是从外省来的）。

    问：你在向现在的人弘道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吗？

    任：我们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难以找到真正相信道教的人。道教教导我们要清心寡欲，过一种宁静的生活。愿意清心寡欲或者习静的人，在现在这个年头，真是太少了。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现在人们学道要慢得多了。他们的心不再单纯。他们太复杂了。

    问：据我所知，道教很多高深的教导都是秘密的，而且只传给有限的几个弟子。这是真的吗？

    任：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一个道教师父收了一个徒弟，在他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事情都传授给徒弟以前，可能会考验他几十年。而很少有徒弟有那种毅力。

    问：中国现在有宗教自由吗？

    任：有。我们想怎么修行，就可以怎么修行。我们可以在山里修行，也可以在城市里修行。在道观里，在家里，都可以。

    问：有没有道教徒自己在这些大山里修行？

    任：有。还是有一些人的，只是不如以前那么多了。他们的很多茅篷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掉了。几年前，住在这附近的一位隐士，在96岁的时候，证得了长生不死。两年前，另一位隐士在140岁的时候，羽化登仙了。我还知道有几个人住在太白山的山脚下，但是我几乎从来没看见过他们。

    问：你曾经隐居过吗？

    任：是的。但是不到三年。这是一种很好的体验。所有的道教徒迟早都要独自生活一段时间，好集中精力修行。为了修行，你不得不找一块与世隔绝的地方，至少开始是这样的。但是重要的是要学会静心。一旦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了，那么你就可以住在任何地方，甚至住在一个喧嚣的城市里。

    问：我注意到很多诸如楼观台这样的宗教中心已经开始吸引旅游者了。这会影响你们的修行吗？

    任：是的。这里不再那么安静了。修行要困难得多了。但是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得不利用我们能够找到的一切支撑方式来修复道观，培养新的出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