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老成都，很自愧的是竟然对这个地方了解也不久，更不多。后来倒是对它很是神往，这次去了，有些震撼！在那个交通、通讯、运输等十分落后和封闭的年代，能在这个大山深处修建这样一个内外精美，结构严谨，布局合理，文化融合，适用方便的独特建筑，前后达十多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单就建筑本身，我看起码也是学子们写生、考察的好去处。何况还有许多人文的内容呢！下面是网上的一篇文章，转载如下：

　2005年9月，法兰西第一美女苏菲?玛索因参加法国文化年活动来到成都，倾城关注。


　　此时，彭州市白鹿镇的干部找上了记者，“你给我们联系一下苏菲?玛索嘛，我们有事请她帮忙……”此话一出，令人一惊。

　　原来，1860年，一位名叫洪广化的法国传教士来到今天的白鹿乡，花费13年修建了一座专门培养四川地区高级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神哲学院。优雅的法式建筑，酷似巴黎圣母院。从门上边的玫瑰窗，到内部的圆形拱顶，一根线条，一个细部，一朵花瓣，一个浅浮雕，都体现出一种精致与华美，但如今许多地方已经破败。当地政府希望借助这位国际名人，找到当年设计家的后裔，以恢复其旧时风采。

　　白鹿镇位于彭州市北约36公里处。从成都出发时已是下午，一行四人，逐着光影匆匆赶路。出彭州城不远，富庶的川西坝子就在车窗外渐行渐远，若隐若现的山峰扑面而来又擦肩而去。宽阔的白鹿河沉静地流淌着，大片裸露的白色石滩似乎有些寂寞，嗅不出夏天暴怒般的汹涌气魄。

　　溯着白鹿河而上，逶迤到山峦中心的乡村公路尽头就是白鹿镇。这个被群山包裹着的潮湿精致的小镇，在我们眼前渐渐清晰起来。白鹿镇虽隐匿在龙门山脉深处，但它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据《华阳国志》载：周慎王五年（前316年）秋，秦伐蜀，蜀王败绩，为秦军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距白鹿仅百里之遥便是三星堆，古蜀文明的诞生与覆灭仿佛轮回一般近在咫尺，触手可及。

　　一般人知道白鹿之名，多是因为这个偏远小镇被《南方周末》以随机的方式幸运地选中，当时，这家报纸试图通过连续观察十年的方式朴素地记录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从1998年起，每年的《南方周末》“年末特刊”上都会有关于白鹿镇人和事的报道，为小镇写下了一部特殊的编年史。

　　如同无数传统的川西场镇一样，白鹿镇也只有一条主街，呈现着日常生活的平淡喧闹，唯一意外的是一座天主教教堂挤在店铺中，枯守着几辆自行车。这个新的教堂是1998年修的，不但有诊所，还为过路商客提供住宿，卧具干净，价格低廉。而法国天主教在本地遗留的建筑有两处，统称白鹿书院。

　　白鹿下书院就在镇上。隔河相望，遗址的原地修了白鹿中心小学，神学院的氛围已消弭于朗朗读书声中。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所小学和一般的乡村小学还是不大相同，最明显就是它的布局，非常开阔，各个功能区域分布也比较均匀合理，估计是受原来的下书院地基的影响；从操场到教室有30级左右的台阶，给一所普通小学平添几分威势，再加上古老的石拱桥拱卫，参天大树护佑，更加气势不凡。

　　从白鹿镇到上书院大约有两公里的山路。镇政府安排了一位在这里当志愿者的西南民族学院大学生陈学武为我们当向导。车停在一处河谷，陈学武带我们过了桥，顺着泥泞的小道爬上种满黄连的山坡。白鹿镇是全国闻名的“黄连之乡”，空气里弥漫着草药和竹子清幽的味道。

　　《彭州志》上说，上书院所在的白鹿山，主峰海拔1785.4米，突兀于浅山环抱之间，形如覆钟，人称“金钟”。登临山顶，可眺望川西平原的秀色。上书院四周，“学堂山”等九座山峰呈弧形排列，“弧形”正中的山峰下有一块平地，老百姓把这里叫做“九龙归位”。这里风水很好，气候宜人，清清涧流与佳木秀
使之与尘世疏离，的确为修养性灵的胜地。

　　小径一转，我们最先看见的是一堵老墙，斜斜地横在山坳里，作为围墙它已名存实亡，多处坍塌。野草在墙内修院的花园和菜园里疯长。木质大门的门楣上迹清晰可辨“SEMINARIUM ANNUNTIATIONIS 1908”，据说这是拉丁语，直译为“育种田”或“苗圃”，意谓培养神父的地方，有着教学的职能，所以汉语叫“圣领报书院”，“1908”是它竣工的年份。

　　暮色下的修院以一种特别的力量抵达人们的灵魂深处。它的主楼是一座长约100多米，雕栏石砌的三层建筑。从由17孔拱券依次抬升建成的弧形天桥两侧拾级而上，推开二楼正中的大门，仿佛庄严肃穆的天幕向我们隆隆拉开。在铺着石板的宽阔的庭院中，一座哥特式的洁白钟楼，如同圣母般高贵神圣，把我们摄入它的怜悯与温暖。一时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守院的韩婆婆告诉我们，钟楼两边原有合围的人字形侧堂，由于附近的村民砍伐书院后山的树木，于1943年遭泥石流毁损，把书院最核心、最辉煌的部位无情地埋在了泥土里，不见天日。走进去，果然发现二楼已经整个坍塌，地上是厚厚的淤泥。　

站在院内放眼四顾，天井两厢环绕着两层瓦屋，上下各五间，共有二十间，是当年的教室、宿舍和餐厅，拱门拱窗，窗额饰砖红色线条，至今鲜艳未褪。两侧屋后都另设外廊，方柱林列，显得高挑疏朗。在一间当年法国传教士所住的房间里，陈学武指给我们看壁炉的残迹，被烧得黝黑的石板，似乎余温尚存。二楼是不许上的，韩婆婆说，二楼的地板也是木质的，年久失修，只有现在这里负责的张神父知道怎么走才不会掉下去。她还告诉我们，曾经有一位很有钱的人来上书院玩，被书院恢弘的气势所震撼，觉得它荒废了太可惜，于是决定出资修缮一新，但一细算至少要花几千万元，只好作罢。


　　在四川如此偏远的山区，在经历了五十多年无神论洗礼的中国内陆地区，有这样一座代表另一种信仰的精美建筑，且仍保存了兴建之初的雄伟气魄，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信念凝聚的奇迹。

　　根据《彭州志》记载，法国传教士洪广化参加梵蒂冈第一次大会后回川，于1856年把四川分为成都和重庆两大教区。1860年，他来白鹿时结识了咸丰初年由广汉迁至白鹿的朱元璋后裔朱益淳（也叫朱应纯），并洽谈把白鹿作为传教基地。1865年，购朱建虎的院宅修建天主堂（现白鹿镇政府住址），后来又建了“备修院”。1883年，法国传教士谷布兰受成都主教杜昂委托，于1894年重修了备修院，改名“无玷修院”（俗称“白鹿下书院”），于1908年修建成了中修院，定名“圣母领报书院”（也就是俗称的“白鹿上书院”）。1932年，中修院与成都总修院对调，上书院改为神哲学院――自此，白鹿成为培养四川神职人员的重要场所――传教士的大学。

　　当年工程之浩大，远远超出许多人的想像。整个工程动用民工和义工上千人，历时13年，所用木材和石头，都是从外地一步步抬过来的，尤其是大量的五彩玻璃、大理石和优质木材，全从法国千里迢迢运来。当地人告诉我们，当时还没有水泥，砌砖用的粘合剂，是用好糯米、好棉花、好黄豆人工宰绒，再和以石灰调和而成，坚硬无比，使之得以在“文革”时期的大肆摧残中幸存。

　　与建筑的劳苦相比，更为艰难的是信仰的扎根成长。20世纪初，要让尚处于封闭状况的中国人接受西方的信仰十分困难。当时国人对天主教多作异教看待，没有人愿意受洗入教，无知的小孩也向传教士的住地扔石子、掷砖头，中国官吏也甚少支持。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曾叙述道：“他登上了凄惨的旅程，途中他沉思着他经历了千辛万苦而没有什么结果，好像他全部的意愿是一场空，他全部的努力统统白费。”

　　韩婆婆告诉我们，当时教会为了吸引群众入教，设医院，免费施放医药，提供田地租种，成立孤老院和免费学校，主持婚丧嫁娶。当时的上书院也是收养孤苦儿童的场所，“解放前的书院好红火哟，经常都有两百多名学生在这儿念书，做操……”当年，许多孩子在这儿得到了照顾并读书成才。那些被神父治愈的病人自然也成了天主教忠实的信徒。书院就这样被慢慢地接受了。韩婆婆家已是四代信徒，小孩一出生就请神父施行洗礼。

　　据陈学武讲，现在上书院还有另外一位守护者，人们亲切地称他“辜四爸”，是一位有71年信教历史的信徒，和韩婆婆一样，对这里很有感情，自愿来为教会做事。

　　从相关的资料可以了解到，彭州区现有天主教教徒一千余名，而佛教在该区则只有教徒五十余名。而这常住人口不足3000人的小镇上还拥有一座设施齐全的教堂。看来，即使经过数十年的风雨，天主教仍然在这里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影响，那些为此付出艰辛努力的神父，想必也能含笑于天堂。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年书院的课程设置：
　　
　　那些西方传教士们背井离乡，告别温暖的家庭和舒适的生活条件，来到一个陌生的处处充满着风险和敌视的东方古国，身上只带着一本《圣经》，完全凭借着顽强的信念支撑，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信仰和西方文化的启蒙。

　　据说，上书院最盛时，云集着全四川上百名高级神职学者。修生们进山全靠自己跋山涉水或坐滑竿。有些修生为了安心学习，把自己的父母都接到白鹿安了家。书院的生活照例是清贫而波澜不惊的。清晨，起床高声地诵读《圣经》；晚上，列队到圣母堂去做弥撒。优美的管风琴声、深沉的祈祷声、悠扬的唱诗声回响在静寂的山林深处，一日日地锻造着心灵的精神圣殿。

　　100年过去了，这一切，全化作一缕烟，到处是岁月摧毁的痕迹。如今光顾书院的人大都是作家、记者、画家、自由摄影师……陈学武说，这段时间以来，每逢周末，都会有新人到这儿来照相留念，因为喜欢以这种教堂式的建筑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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